抽象的主体无法形成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主体。
3.坚持法治思维并妥善处理其与效率思维、维稳思维、善恶思维、习惯思维的关系。三是对思维主体的约束功能，一切社会主体都必须守法不得例外。
对于行政体制创新实践中已经形成稳定预期的内容和措施,应当及时通过立法确定下来，以维护改革创新的合法性。而行政体制创新对法治思维的反约束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以改革和创新思维取代法治思维。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难以协调。二是58.3%的访谈对象认为目前我国行政体制创新并不能保证行政权力运行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以法治思维的内在维度为约束，保持形式法治思维的相对优位。
对于行政体制创新实践中基本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但未获得民众普遍认同和支持的内容和措施，应当积极探索、认真做好试点推广工作，不断通过创新实践提高获得感。在保持法治思维外在维度约束的基础上，促进法治思维与经济、政治、道德和习惯思维的协调运行。此外，从事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互联网信息服务的ICP在申请经营许可或者履行备案手续前，应当依法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袁雪石、陈怡：《〈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研究》，载《电子知识产权》2012年第2期。因此，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证明这种主观认知状态的存在？根据该人士的理解，有两种途径，即通过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一为美国式的政府与OSP(23)合作模式。此外，相比于政府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侵犯而言，ICP对用户言论自由的侵犯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弊端，那就是法律对于ICP侵犯用户言论自由的行为没有规定任何法律责任，换言之，用户对于ICP侵犯自己言论自由的行为无法寻求法律救济。
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细分为ISP(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和ICP，而后者又可细分为网络缓存服务提供者、网络主机服务提供者、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以及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页。
麦金农(MacKinnon)通过调查发现，我国ICP对用户言论的审查标准完全是主观的、不可预知的。首先，根据我国法规、规章的规定，ICP需向主管部门备案或申请许可方能开展业务。依据ICP类型的不同、用户言论侵权对象的不同、权利冲突性质的不同，ICP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有所不同。(22)因此在这一场合下，法律在确定ICP对用户言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时应较其侵犯私权的场合更为谨慎。
因为，与出版商不同，ICP对网络用户的控制力非常小。吴伟光：《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用户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不变的看门人制度与变化的合理注意义务标准》，载《网络法律评论》2011年第1期。具体说来，美国政府虽然在网络言论的规制上也存在借助OSP的做法，(24)但是从法律层面上而言OSP需对用户发表的言论承担的责任却是极为有限的。而对此，ICP至少可以：提供言论发布者的身份信息、提供被调查言论的资料、协助删除相关信息、协助惩罚言论发布者、对政府禁止访问的网站和敏感词汇进行过滤、对信息进行审查……换言之，政府管控网络言论如果借助ICP将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53)对微博特征的详细分析，可见陈道英：《微博言论自由之法律规制初探——从微博第一案谈开去》，载谢佑平主编：《司法评论(第四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以下。(3)ICP通过全面审查机制发现存在被禁止信息。
而对于微博，《北京市微博客服务管理规定》也规定了用户信息全面审查制度和虚假信息揭露制度，并规定开展微博客服务，应当在申请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或者履行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手续前，依法向市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经审核同意。(54)压制并非对待令人不安的言论的正确方法，这一点已经为古往今来的中外学者反复论证。
(25)作为CDA法案仅存的硕果，CDA§230在C(1)中明确规定不得将服务商视同为出版商，在C(2)中规定服务商有义务在与用户订立服务合同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提醒用户存在限制未成年人访问有害信息的父母控制保护(parental control protections)并标示(identify)上述保护的提供商。(52)虽然这只是一份地方性法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最大的微博客服务商——新浪微博的服务器就在北京。(47)出版商面对的是有限的待出版的书籍，有可能对其进行逐一的详细核查。二、我国立法上ICP对用户言论的法律责任 (一)归责原则 我国历来重视对网络言论的法律规制。(2)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例如，鲍克因就认为，由于网络实际上是掌握在少数大的电信公司手中，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些服务商们必然会要求自己掌握控制网络内容发展方向的主动权，从而倾向于限制公众对网络的主动参与程度和文化创新，这样在客观上就会产生审查(censor)网民言论自由的效果。
除此之外，还值得注意的是，远在2012年《决定》全面规定实名制之前，BBS和微博就成为了用户实名制的先行者。上文曾提到过，政府在规制网络表达自由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借助ICP。
三为新加坡式的建立在分类许可证制度上的过错责任原则模式。因此，用户的言论自由势必无法得到保障。
微博的碎片化、零门槛和病毒式传播的特征，使得它为每一个普通民众都提供了表达意见、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有效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在信息的即时性传播和公民与政府的直接沟通上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感谢深圳大学法学院叶海波教授和东南大学法学院任丹丽副教授为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本人对本文文责自负。
对于BBS，我国先后以《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和《关于进一步做好互联网信息服务电子公告服务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了包括专项申请/专项备案制、版主负责制(即人工审查)、规则张贴制度、用户信息事前审查制度等严格的审查制度。其次，如上所述，从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和《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开始，我国多部法规、规章均规定ICP在一定条件下应对用户的言论承担法律责任。具体说来，不应规定ICP对用户言论的全面审查义务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事实上的不可能性。(37)如果知道包含应当知道的含义在内，那么它就意味着ICP需对用户言论承担事前的审查义务。
但是，ICP对网络表达自由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负面的，并且这种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构成网络表达自由所面临的最大威胁。而ICP面对的则是瞬息万变、浩如烟海的信息，二者之间的差别宛如云泥。
王超：《网络侵权责任及其规制规则——兼谈对〈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理解与适用》，载《科技与法律》2011年第3期。(3)①对基于网络服务而建立的私人讨论区(如聊天室)，保证不设定禁止内容范围内的话题。
(2)对用户的言论自由将造成严重威胁。又，我国《电信条例》第63条规定：使用电信网络传输信息的内容及其后果由电信用户负责。
(30)那么，我国现行立法所确定的ICP对用户言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怎样的呢？下面笔者就将对此做出详细介绍。此外，对于既有立法对ICP阻止违法言论法律责任的承认也是以知晓这一言论并且从技术层面上而言有能力以及可以合理地期待进行阻止为前提的。考虑到ICP之所以会删除用户的信息大多出自主管部门的授意(敏感词等都是主管部门提供的)，该条规定在保障用户言论自由方面的实际效果就非常可疑了。这一新的网络立法至少应该符合以下要求：(59)以保持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为前提，对其施加的限制只能是例外情况。
2012年12月底新浪微博的日活跃用户数为4620万，而到了2013年12月底，这一数据已上升至6140万。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2000年《决定》和2012年《决定》都没有采取这一标准，而是仅仅规定ICP发现……信息，应当……。
(55)对此，考察一下2013年的新浪微博将是非常有趣的。例如《侵权责任法》第36条就并未对ICP和ISP进行区分对待。
蔡小萌：《红旗如何飘扬？》，载《互联网法律通讯》2010年第2期。(2)对于其仅仅提供链接的第三方言论，ICP不承担法律责任。
